李商隐对于李贺的景仰与钦佩，最先体现在李商隐的文章开头。他写道：“李贺，字长吉，陇西人。”在这一句话中，李商隐敬仰地将李贺的字与籍贯都一一提起，以彰显他对于李贺的重视。不仅如此，在文章的后面，李商隐还用了“我每思慕之”这样一句话，表达出他对于李贺的憧憬之情。这种景仰与憧憬，从字里行间都可以显现出来。
除此之外，李商隐还提到了李贺的个性特点，认为他是一个独立、自由且狂放的人。在文章中，他曾经用“行踪离异”，“志趣自狂”，以及“暴戾以骄”等词句，来形容李贺的独特个性。这些词汇其实是有些贬义的，但却出自李商隐之口，仿佛成为了对李贺的褒奖。
李商隐认为李贺的自由狂放甚至是一种“酣畅淋漓”的状态。他指出李贺以“狂优”自居，思想和创作都是舞动在自由和狂放中。这种状态李商隐视为“醇酒浓香”，“用户醉人”，“感人肺腑”。他认为李贺的行径与思想不受限制，坚持着得道自斯，放弃沉重的生命负担，这不仅是写作状态，也是一种精神观。
通过这篇文章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李商隐对于李贺的景仰与钦佩，还可以了解到他对于李贺的独立、自由、狂放的赞赏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可以认为李商隐对于李贺的情感是复杂的，既有景仰的情感，又有对于自由狂放的崇拜。
李商隐之所以对于李贺持有这样的情感，或许是因为他自身也有类似的性格特点。李商隐曾在《锦瑟》中写道：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这部分内容表达了他对于自由的追求，希望能够摆脱束缚而自由自在。因此，当他看到李贺也有这样的追求时，自然会认同并且赞赏。
总之，李商隐在《李贺小传》中所表达的关于李贺的情感，既有景仰与钦佩，又有对于自由狂放的赞赏。这些情感可能是因为李商隐自身也有类似的性格特点所致，但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他将李贺视为一位不拘一格、自由狂放的诗人，这种审美趣向和诗歌格调，在唐代文学史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