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居的人群中，不能不提的，就有许多曾经辉煌过的知名人士。他们在步入某个人生阶段后，抛弃了官场，选择了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。比如，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咸宁养蚕乡居终老，朱熹在临安隐居越王山，明代儒学大师李贽在庐山隐居四十年。他们的隐居，是近乎鬼域，但却不同于城市的喧嚣，因为在那里，他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
大概是每个人都有一种小资情怀，希望拥有自己的小院子，站在门口晒晒太阳，看看书，晾晾衣，听听钟声，品味岁月静好的安宁。这种小资情怀，其实寄托的就是内心对隐居生活的热爱。它对于某些人而言，是一种避免繁忙、充实生活的途径；对于某些得意忘形的人而言，是一种自主生活、独立思考的表现。而对于抛却权力和名利的人而言，则是再寻回心灵自由的一种生命价值。
“辅车唐棣菊，隐居清远峰。”这是唐代僧人花李右《拟行洞山》中的一句名句。花李右自号观音化生，曾任隋末唐初的刺史。他崇尚自求清心，自力更生的人生哲学，江湖中有“玄都观化生、洞山禅师、金人三太子”之誉，其中两位曾隐居于山林中。他们不做刺史，不说经论，只是陶醉于自然景象中，思索人生哲理。如此清醒而高妙，这种精神纯净，我们无不为之心生敬意。
在隐居中，人们与自然建立了微妙、复杂而深刻的联系。他们意识到自然和谐的美好和深刻意义，也发现了生命的与众不同之处。隐居者往往喜欢沉浸于自然中，听风、赏月、看云，享受生命的厚度与深度。他们体会到自然的神气，这种气质使人远离俗世之累、修身养性，而获得屹立于人生溪水中的长远感。
抛开尘世的戏谑，回归生活的本真，才能使人达到一种超脱物质、追求心灵自由的生命境界。在这个社会，压力和竞争如此异常，争名夺利常常令人忘乎所以。而隐居，正如前面提到的，能缓解这些问题，重新发现自己的生命体验。
但隐居也是一种极端，它的隐与非隐，只是生命之间的变化形式，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隐居与重返尘世同等重要，不应脱离人间万象、世间纷扰，方能让内心体味到安逸与舒畅。
最后，得过且过的人，必将一事无成；纵情而行的人，即便付出了许多，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所追求的目标。而隐居，则是在责任与自由之间的折衷，是一种有所作为却不会让自己披上权力外衣的人生态度，也是一种高处远眺的智慧，在养蚕之间品味人生，隐居清远峰，归隐山林，暂别繁华，静享宁静。